胡祖六說,生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,是他的幸運。
在中國與西方之間 ——胡祖六自敘夢想與人生
致敬詞
在利益至上的國際資本市場上,胡祖六扮演了一個現代士大夫的或者說人文主義者的角色。30年來中國從全球體系中的邊緣人逐漸成為主角之一,在這個進程中,胡祖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●小傳
胡祖六,1963年生。受湖湘文化激蕩,初探科學救國,后為經世濟民。因改革開放得求報國之路,不管哈佛、清華、洛陽工學院；以專業研判叩開中西之墻,無論IMF、高盛、達沃斯論壇。
他從湖南鄉村走到哈佛大學,此后二十多年,在國際一流專業機構中,他始終在以西方通用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研究、詮釋中國的經濟和改革,幫助中國學習西方,幫助西方了解變化中的中國。
哈佛,伊甸園
從事經濟學的人,不只是出于單純的智力上的好奇心,而是確實要把社會和民眾的福祉也裝進去。
1980年代中期我出去留學,學習經濟學,是因為當時中國處于改革開放的早期,在多年的閉關鎖國和實施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制度后,中國對現代經濟,尤其市場經濟,需要更多了解,我有一種很大的使命感,有很強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。
哈佛毫無疑問,可能今天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學習中心,不只在理論上很有建樹,而且在美國,乃至對國際上的宏觀經濟政策,影響力也非常巨大。比如馬丁·菲爾德,他當時是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,還有我個人比較接近的老師拉里·薩默斯,他很年輕,就已經是政府的一個重要智囊。
能夠在非常寬松、自由的學習環境下,接觸到名師,又能夠去探討很多當代經濟學最前沿、最尖端的一些問題,同時有機會觀察全球最發達、最有效率的市場經濟———也就是美國經濟———的具體運行,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。哈佛,應該說是我個人的伊甸園,對我的專業生涯,對我人生的成長,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歲月。
從中國人來說,經濟這個名詞的來歷,就是經世濟民,不僅僅是為了自娛,滿足智力上的好奇心,而是要能夠解決現實的問題。我從事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,首先當然是出于求知欲和好奇心,其次是因為經濟學能夠解決很多現實中活生生的問題。薩默斯就說,他在很年輕的時候,每做一項研究,都是跟現實世界緊密地聯系———比如說稅收政策,怎么樣能夠刺激就業,或者刺激研發的投資,或者說提高國民的福利。
我相信比起更多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,經濟學有它本身的研究對象和特點,就是要通過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,使經濟能夠發展,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,提高國民的福利。這個學科本身的研究對象和目的,就決定從事經濟學的人,不只是出于單純的一種智力上的好奇心,而是確實要把社會和民眾的福利也裝進去。
IMF生涯
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,一些重大的結構改革,規模之大、魄力之大,而且執行之快,絕不是所謂的緩慢的漸進的方式我感到,我們要把現代西方經濟———不止是理論,還有實踐,包括運作的模式、制度、經驗———全數介紹引進到中國來,所以畢業之后就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。國際性的經濟組織,而且中國是成員國,那是非常理想的一個專業平臺。對我來說,這是一種學習,更多是一種實習、能夠得到第一手經驗的一種機會。
我去的時候,正好是拉美債務危機進入尾聲,但還沒有完全平息。同時柏林墻倒塌,前蘇聯和東歐轉型搞自由市場經濟,但是因為政府不穩定,以及很多經濟決策失誤,導致惡性通貨膨脹,再到經濟衰退,成了非常嚴重的問題。IMF為這些麻煩中的國家提供技術援助,包括金融的援助,來幫助他們穩定經濟,實現轉型。
同時,中國是IMF很重要的成員國。1990年代初,中國也處在非常特殊的一個時期———鄧小平南巡以后,中國進入新一輪的高速發展,但當時通貨膨脹的壓力非常大———這時候,IMF作為一個國際上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機構,向中國政府提供宏觀經濟政策的磋商和技術援助,包括官員培訓。
1990年代初,在IMF,我作為少數的中國籍的經濟學家,參與了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磋商、官員培訓,特別是中國當時正在醞釀的一些重要的改革,比如說稅制改革,財政體制改革、外匯改革……這是非常激動人心、非常難得的一種經歷。
整個經濟學界都把中國的改革模式區別于東歐蘇聯的,說我們是漸進的,而他們是所謂震蕩療法、休克療法。其實這種說法有失偏頗。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,一些重大的結構改革,規模之大、魄力之大,而且執行之快,絕不是所謂的緩慢的漸進的方式。那是非常大手筆的,非常非常有氣魄的一種重大的改革。
比如說像稅制改革,其實國際上稅制改革,往往是高度復雜、高度敏感,如果在一個民主國家,往往會導致政府垮臺和社會不穩定這樣一些高風險,要推行財稅改革,那是一個非常有勇氣的高瞻遠矚的政治決定。但令人驚嘆的是,這么復雜,這么高風險,但中國決策、執行都這么快,而且實踐證明是非常非常成功的。這是世界上罕見的成功的稅制改革之一,而且因為那次改革,給中國未來的宏觀經濟,后來的長治久安,奠定了一個非常雄厚的基礎。
回顧1990年代的那些改革,中國由一個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模式的過渡,從飽受通貨膨脹困擾、高度不穩定、大起大落這么一種經濟結構,過渡到宏觀經濟能夠保持比較穩定的結構,經過了亞洲經濟危機的檢驗和洗禮,我覺得當時的改革打下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。
當時中國的改革者、中國政府,有一種非常開放的胸襟,目標就是要改革開放,要吸收國際的先進經驗和最佳慣例,所以他們對世界銀行和IMF這些國際組織的建議非常重視,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團,到世界各地去看各種模式,非常饑渴地吸取建議和教訓。薩默斯那時候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,他對我說,這么多發展中國家,他發現中國人是學習能力最強的。
我在IMF工作這么多年,看到很多新型市場國家,少有這么成功的案例。我覺得非常非常幸運,也更加堅定我對中國的經濟未來的信心。
達沃斯論壇:為中國辯護
我是一個外圍的獨立的經濟學家,作出這樣一個判斷,而且要用西方能夠看得懂的分析框架、分析手段去證明,為什么人民幣不會貶值,也不應該貶值,我是第一次感到這么大壓力
IMF之后,我在達沃斯經濟論壇做了一年多的首席經濟學家。論壇是一個非政府機構,成員中有很多全球大企業,所以跟企業貼得更近一些。
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,當時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于中國,有各種議論,很多將金融危機歸咎于中國。
我寫了很多文章,來說明亞洲金融危機,是這些國家自身經濟不平衡,外債尤其是短期外債太多,以及自身銀行體系的一些問題所引起的,跟中國沒什么關系。
對當時國際社會普遍擔心的人民幣貶值問題,我做了很多研究。中國確實有面臨內需不振、外需消失這么一種挑戰,但刺激內需是靠擴張性的,那時候叫積極的財政政策,還有結構改革,比如說住房的改革(當時確實對推動中國經濟起了決定性的一種作用),而不是靠人民幣貶值。當時外貿下滑,是因為危機導致亞洲地區經濟衰退、沒有外需,僅僅依靠貨幣貶值,達不到刺激出口的效果,反而會加重人心惶惶,使已經飽受重創的亞洲經濟雪上加霜。
說明了人民幣不應該貶值,也沒有必要貶值,但是能不能保證不貶值呢?中國政府,比如說朱镕基總理做了鄭重的承諾,三大承諾之一就是人民幣不貶值。但是市場還是非常懷疑,而且市場有種奇怪的心理,覺得往往政治家說不貶值,最后結果都會貶值。
當時我好幾次在國際會議上都碰到克魯格曼,都爭論同一個問題———人民幣會不會貶值。
像這樣的爭論中,要用西方能夠看得懂的分析框架、分析手段去證明,為什么人民幣不會貶值,也不應該貶值。那時候真是寫了很多很多文章,很多很多報告,雖然事后證明我堅持了一個正確的判斷,但當時我是第一次感到這么大壓力———平常做研究,比較自由,你講什么觀點都是可以的,也不一定怕什么責任,但這次你處在眾目睽睽下,處在市場的最前沿,你的對和錯,對個人聲譽那是壓力非常非常之大的,我本來就神經衰弱,那時更是經常失眠。
做了這么一個判斷,對我當然也是一種洗禮。
當初中國政府做的維持人民幣穩定的決策,是中國的一個獨立決策,我只是在外圍,我的判斷與之應該沒有什么直接關系。但對幫助公眾,包括國際投資者,去理解這個政策,我想我的很多分析和研究,還是能夠有所幫助的。當時我有這個機會,確實我也是這么做的。
我覺得我很佩服中國政府,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,表現出的清醒和智慧。亞洲金融危機平息之后,中國是個最大的贏家。中國經濟不但是成功地接受考驗和洗禮,而且經濟越走越強,越來越有實力和影響,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,如果未來歷史學家看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和歷程的話,我想1990年代是重頭戲。因為這種情結———你希望中國好,希望幫助克服對中國的很多懷疑、很多偏見,當時肯定有這種使命感、責任感；但同時,你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,知道光做中國政府的傳聲筒或者辯護士是沒用的———比如新華社、《人民日報》發評論,再怎么樣,人家會自動打折扣———所以,首先我覺得我是一個專業人士,一個經濟學家,但是我關注中國,了解中國,我的分析方法、手段,是一種公認的、經典的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,而且我是用實證的手段,而非價值判斷,我不是說應該是什么,而是把很多宏觀的、微觀的數據拿來分析、比較,這樣的話,你才可以建立一種可信度和專業的聲譽。如果沒有這個的話,你再想為中國做事情,為中國去辯護,那是無濟于事的,甚至可能適得其反。
那時候,我過去的同學和老師,比如薩默斯,也和我保持聯系。薩默斯當時是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財長,整個亞洲金融危機中,他和財長魯賓、聯儲主席格林斯潘,被視為拯救世界經濟的三駕馬車。他經常與我通電郵和電話。有一次,新聞報道說,中國準備重新評估一些經濟政策,包括匯率政策,薩默斯第一個就打電話給我,向我了解情況。有這么一種渠道能夠進行交流,我覺得也還是能夠起一定的幫助作用。
高盛時代
利用高盛的專業平臺和全球網絡,把國際資本包括技術和經驗介紹到中國來；另一方面,因為高盛的品牌和全球性地位,我可以向跨國公司、全球機構投資者、國際社會,去推薦中國經濟的成長故事。
如果能夠了解現代金融市場的運作,取得第一手的經驗,那么能更加深對經濟的整個運行規律的認識,尤其對宏觀經濟的決策,我覺得有非常大的幫助,這是我想到高盛去很重要的一點考慮。
當然我的興趣和最愛是研究中國和亞洲,所以在高盛很自然而然地關注亞洲,尤其中國。
我在高盛里面,可以為中國政府、企業特別是國企的重組、改革、上市,提供很多建議、咨詢,幫助中國引進很多國際資本、技術和管理經驗,就是利用高盛的專業平臺和全球網絡,把國際資本包括技術和經驗介紹到中國來；另一方面,因為高盛的品牌和全球性地位,我可以向跨國公司、全球機構投資者、國際社會,去推薦中國經濟的成長故事,幫助國際經濟界、金融市場更好地認識到中國,參與中國的改革發展、現代化的建設。
高盛是專業的投資銀行金融機構,毫無疑問以盈利為目標。而中國從1990年代初和中期開始推動大型國企改革,當時并沒有經驗把一個傳統的國有的企業蛻變成為現代企業,而且推上國際資本市場。利用像高盛這樣全球投資銀行的經驗、專業平臺和制度,來幫助推進改革目標,是相輔相成的,并沒有什么沖突。
當然,在不同的具體事情上面,需要靠判斷力去化解一些矛盾。生活是充滿沖突的,關鍵是怎么利用判斷力,最好地去處理這些問題。但基本上,在IMF也好,或者是高盛也好,或者說基本上在中國這么一個改革開放的時候,我們需要西方的、國際的經驗,需要國際的資本,需要技術和信息,那么你有這個平臺提供中國正好需要的,我覺得這兩點是沒有本質沖突的。
全球金融危機后
在全球經濟同步衰退之時,中國經濟能繼續健康穩定地增長,那么這將進一步顯示中國與眾不同、非常獨特的成長故事。
因為中國現在非常外向型的經濟,全球同步性的衰退、金融動蕩不安,對中國經濟是嚴峻的挑戰,但同時也是一種非常好的機會。這時候我們推行四萬億財政刺激、寬松的貨幣政策,在全球經濟同步衰退的時候,能夠保證中國經濟繼續健康地、穩定地增長。那么這將進一步顯示中國與眾不同、非常獨特的成長故事。
與十年前相比,這次中國應該處于更有利的位置。原因有好幾方面:第一,中國的財政實力已經顯著提高,預算平衡,甚至略有贏余,國債占GDP的比重非常之低,所以中國有能力去進行財政刺激,這和美國、歐洲、日本情況很不一樣。第二,中國的銀行體系非常穩健。這次危機中,西方國家,甚至包括一些新興國家,都是因為流動性干枯,信用緊縮,導致持續性衰退,但是中國經過大力的銀行改革,現在銀行資本充足率很高,資產質量很高,流動性充足,中國的金融體系,有條件去擴大信貸,來支持經濟成長,這也是中國相對于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最顯著的一個優勢。第三點,我想要強調,經過亞洲危機之后,中國政府整個在國際社會和市場上的可信度、公信力大大提升,現在人們不輕易懷疑中國政府。所以說從基本面來說跟十年前完全今非昔比。
盡管這次挑戰非常嚴峻,但是我相信中國這次更有條件、更有資源,能夠去通過非常好的政策設計,來最大程度地減緩、減少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負沖擊,能夠繼續保證中國經濟健康高速地成長。
現在,中國已經是全球成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,是全球第三大經濟、第三大貿易國,外匯儲備全球第一。中國能不能繼續保持比較強勁的成長,能夠擔當穩定世界經濟的領頭羊角色,大家都很關心。但我個人感覺,恐怕在很多時候,這個期望還顯得過高。畢竟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,經濟規模和實力,跟美國、日本還是有差距。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,就是通過刺激內需,保證我們的經濟比較穩定地成長,這恐怕是對全球最大的貢獻。
中國要加快和升華金融改革,這次我們之所以安然無恙,就是因為我們過去推動改革,特別是銀行改革能夠取得突破性成果,這個成就來之不易,如果沒有改革,在這么大沖擊下,我想我們的銀行體系是根本不堪一擊的。盡管出現了危機,美國毫無疑問還是今天全球最發達的、最成熟的、最有效率的金融體系,它確實犯了一個大錯誤,栽了一個大跟頭,但并不是說它們的金融體系就完蛋了,就崩潰了,就一無可取了,恰恰相反,我覺得美國的經濟還有很多值得中國學習、參照和借鑒的地方。
我們的經濟盡管有過去巨大的進步和成就,但還不夠成熟,不夠有效率,還處在早期。所以我們不可以閉關。如果封閉地發展我們的金融,也不再向西方學習,也不再改革,我覺得那是非常錯誤、非常危險的一種看法。
我的中國夢
我所走過的、經歷過的人生,都是靠幸運,靠能夠生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,生活在中國正好騰飛崛起的時代。
我出生在動亂時期,長在困難時期,但是還是非常幸運,因為趕上中國開始改革開放,能夠有機會作為最早的一批學生接受正規高等教育,比較早地出國留學,也是能在全球一流的機構工作,也非常緊密地結合中國的改革和發展,所以我是生逢盛世。我個人如果說在事業上有所發展,有任何什么成就的話,應該歸功幸運,特別是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,如果沒他的英明決策的話,我不能想象我是什么,或者做什么。我所走過的、經歷過的人生,都是靠幸運,靠能夠生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,生活在中國正好騰飛崛起的時代。
我自己受湖湘文化影響很大,湖湘文化有非常濃的民族情結,以天下為己任,在近代史上,湖南層出不窮的先賢,對我可以說是一種激勵。湖湘以曾國藩、左宗棠為代表的士大夫們,自己的知識或才華,都為這個國家、社會所需要。今天中國處于和平時期、改革開放的年代,國家需要很多專業人士,我曾經學工程,希望能夠科技救國,后來發現經濟、金融對國家非常重要,也比較稀缺。一個經濟學家,可以在大學、研究所、政府,或是金融機構,很多不同的平臺工作,但不論在哪個地方,作為專業人士,我相信自己的技能、知識和經驗,是中國非常非常需要的,我都能夠為國家服務。
我們現在幸逢盛世,所處的時代,正好是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年代,也是中國經濟起飛,走向全球化的時代。我最大的中國夢,這也應該說是過去幾百年來,所有我崇敬的先輩們的一個夢,就是要實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。
從西方工業革命以來,中國就由于政治的昏庸腐敗,由于科技的落后、經濟的落后,一直是積弱、挨打的幾百年,那么從1978年,改革開放,中國開始了現代化的旅程。我覺得,可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,能夠看到中國崛起,重新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,就是說結束過去幾百年中國的貧窮、自閉、落后這么一種局面,要弘揚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先進民族的非常輝煌的地位和影響力。
我夢想的理想中國,是一個富強的中國,民主的中國,也是一個文明的中國,一個非常和平的中國。
回顧我們幾百年的歷史進程,當我們變得富強的時候,我們有更強的自信心、民族自豪感,但是我們也應該警惕盲目的民族主義。回顧歷史,每一個大國的崛起,德國也好,日本也好,都是經過非常不幸的戰爭,我們應該避免重蹈覆轍,應該實行和平的崛起。隨著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,軍事實力越來越強,科技實力越來越強,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全球領袖,推動世界的繁榮和和平,而不是成為一種不穩定因素。(本報記者余力整理)
